元末 杨维桢《清苦先生传》的 茶文化意蕴

       

元末杨维桢《清苦先生传》的茶文化意蕴（上）

(2013-04-04 15:51:2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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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： 杨维桢 清苦先生传 叶嘉传

分类： 茶文学

        元末杨维桢《清苦先生传》的茶文化意蕴（上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粘振和

    摘要：茶传的形成，代表茶人热爱茗饮活动，进而将个人对茶的认識，串連文化涵养，投注以人生价值，而写成的文化结晶；透过歷代茶传的研究，将有助于理解茶人的品茗趣味、时代的品茗风尚，以及茶人的人格特质。本文认为元末茶人杨维桢〈清苦先生传〉是元代茶传的代表性作品，由此传可探究杨维桢如何在苏轼〈葉嘉传〉的基础上，别出心裁，呈现他的茶学涵养、品茗清趣，以及反映在元末亂世背景下，个人的人生抉择。本文采取文献溯源、比较的方法，略以三部分探讨〈清苦先生传〉的作者问题、内容的解析与茶文化的价值，以供认知茶传与茶人特质关系的一个面向。

    关键词：杨维桢、〈清苦先生传〉、茶传、〈叶嘉传〉

  高雄餐旅学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

    《成大歷史学报》第三十七号 BIBLID1683-9794﹙2009.12﹚37. pp.61~88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、前言

    茶之有传名，由來已久，唐朝苏廙撰〈仙芽传〉，为其濫觞，内容规模则不详，据陶谷（903-970）《清異錄》转錄部分内容有「作汤十六法」，1可知该书是以「传」写茶葉的相关知識，而不是拟人法的「茶葉传记」，真正以拟人法撰写茶传的是苏轼（1037-1101）〈葉嘉传〉，他建立了茶传以物拟人、雅俗兼具的文化传统，其后元朝杨维桢（1296-1370）有〈清苦先生传〉（以下简称「本传」）起而效之，明朝徐爌〈茶居士传〉继之而作，都是中国茶文化宝贵的资产。关于茶传的研究，歷來以苏轼〈葉嘉传〉最受瞩目，如梁子《中国唐宋茶道》评为以物拟人手法最为出色，而丁以寿〈苏轼〈葉嘉传〉中的茶文化解析〉则解构全文，探究该文的茶文化信息，为茶传的解讀方式，建立良好的示范，2然而此后付诸阙如，在茶传的认知与理解上，颇有缺憾。有鉴于此，本文选择元朝茶文化的代表之作—杨维桢〈清苦先生传〉作进一步研究。

    杨维桢或作杨维祯，字廉夫，号铁崖，后号铁笛，会稽诸暨人。3杨氏早年秉持「儒家」精神，

1 陶谷（宋），《清異錄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），卷下，页52。

2 丁以寿，〈苏轼〈葉嘉传〉中的茶文化解析〉，《茶葉通报》，2003 年第25 期，页140-142；梁子，《中国唐宋茶道》（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94），页171-173。

3 參見李倩，〈杨廉夫名“桢＂“祯＂二字考〉，《西南科技大学学报：哲学社会科学版》，第24 卷第2期（2007），页49-52；杨尔，〈杨维桢籍贯别号考〉，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：社会科学版》，第28 卷(总第124 期)，2003 年第2 期，页5-8。

 

有「入仕济民」的胸怀。元泰定四年（1327）进士，署天台尹，改钱清场盐司令，狷直忤物，十年不调，辗转半生。中年会元末兵亂，乃避地富春山，再徙钱塘；又以忤达实丞相徙居松江之上，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，造门纳履无虚日，为东南文坛領袖之一。杨氏有时戴华阳巾，披羽衣坐船屋上，吹铁笛，作〈梅花弄〉，俨然以「道家」的生活态度自持。但是他心中毕竟犹有遗憾，有时「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，自倚凤琵和之」，4自然是表达曲高和寡，怀才不遇的憾恨。杨维桢刻意放浪形骸，是以有「鞋杯」之举，有「非端人之诮」，故而死前特求知己于宋濂（1310-1381）。宋濂为此解說道：「盖君數奇谐寡，故特托此以依隐玩世耳。」5这种人生的困挫与处世的观念，都潜藏在他的作品〈清苦先生传〉上。

    本文认为茶传的形成，代表茶人6热爱茗饮活动，进而将个人对茶的认識，串連文化涵养，投注以人生价值，而写成的文化结晶；解构歷代茶传，将有助于理解各代茶人的品茗偏好、时代的品茗风尚，以及茶人的人格特质。本文期望透过〈清苦先生传〉的研究，可以探究杨维桢如何在苏轼〈葉嘉传〉的基础上，别出心裁，呈现他的茶学涵养、品茗清趣，以及反映在元末亂世背景下，个人的人生抉择。

    本文采取文献溯源的方式，探索传本的内容、意涵，诠释其茶文化意义，进而解析杨维桢的生平与〈清苦先生传〉内涵的关聯，以供认知茶传与茶人特质的一个面向。全文概以三点分述：一、〈清苦先生传〉的作者问题；二、〈清苦先生传〉的茶文化解析；三、〈清苦先生传〉的价值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、《清苦先生传》的作者问题

    〈清苦先生传〉撰于何时已不可考，始見于明朝喻政《茶集》一书，该书为喻政自行选辑，凡二卷，卷一錄文、赋，卷二分诗、词，合计四類，保留了主要的茶文化信息，以供后人

4 张廷玉等（清），《明史》（台北：鼎文书局，1979），卷285，〈文苑一．杨维桢〉，页7308-7309。

5 宋濓（明），《宋学士文集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16，〈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〉。

6 按：所谓「茶人」，传统有采茶人、卖茶人和饮茶人三种涵义，皆依用语情境理解；本文则泛指雅尚饮茶，进而从事茶葉的产销、茶文化的创作、建构或研究之人。

鉴赏。7〈清苦先生传〉虽然系名杨维桢所作，却不見于今日杨氏传世的文学作品，如《东维子集》（又作《东维子文集》8）、《铁崖古樂府》等。明朝朱存理（1444-1513）编纂《珊瑚木难》一书，内有〈文章滑稽錄〉，杂錄古今拟人传记，杨维桢有五篇中选，独缺〈清苦先生传〉。9及至清初，康熙皇帝（1654-1722）《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》一书，又只搜錄杨维桢〈煮茶梦记〉（即〈鬻茶梦〉一文），仍不見本传；雍正年间陸廷灿选编《续茶经》一书，虽是清代整合茶书较为系统的著作，然而据他胪列的茶传，有苏廙〈仙芽传〉、汤悦〈森伯传〉（应作「森伯颂」）、苏轼〈葉嘉传〉、徐岩泉（徐爌）〈茶居士传〉等，10仍然脱漏杨维桢的〈清苦先生传〉，想必散佚已久，那么〈清苦先生传〉是不是杨维桢所作，尚有商榷的空间。

    这个问题当由杨维桢目前传世的作品，如《东维子集》等是不是已包羅他的所有作品谈起。根据明朝中葉藏书家朱存理的回忆，《东维子集》搜錄已不完整，所作〈书杨铁崖遗文二〉记载：

    蜀中刻《东维子集》一部，刻手甚孟浪，编者亦疎畧无次序，问是何宦游人得漫抄而不暇校正者，予阅之，良为惋惜。广东又刻《古樂府》一本，昆山王氏亦刻，此《古樂府》并《麗则遗音》，刻皆不精。予錄此遗文，计一百二十八篇，皆李武选所示对校，《东维子集》所遗者。予得武选先生所借本，錄以成帙。少时曾于諸友人家所見者，悉为手錄别楮，一日捡得之，又将萃集焉。偶过东昆，遇戚校书，谈老铁之文，乃出抄本四册，传是郑进士文康家，亦不为全编。因乞归校諸本，凡得若干篇，通前共一百三十八篇。武选又尝借予《陶南村杂抄》一册，密行细字，凡八百余番，皆元人文字，其内有老铁文最多。予錄其目，将并抄入，恨失去原本，云是松人宋主事家所藏。何时得物色其人，并得其书假錄之，一幸也。辛亥九月

7 详喻政（明），《茶集》，收入《中国茶书全集》（东京：汲古书院，1987）。

8 按：四部丛刊初编本作《东维子文集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《东维子集》，卷數相同。

9 详見朱存理（明），《珊瑚木难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4，〈文章滑稽目錄〉，页54。

10 參見玄烨（清），《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

1987），卷19，页15-16；陸廷灿（清），《续茶经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下之5，页6。按：《续茶经》作于雍正乙卯(1734 年)。

 

十二日雨窻。11

    朱存理，字性父，长洲人。史载他「汲古不倦，闻人有異书，必欲访求，手自钞錄」，12系明朝著名的藏书家。根据他的记述，可证明杨维桢文章散佚颇为严重，坊市刻本与藏书家所藏的内容并不一致，仍有许多缺漏。不过幸运的是，〈清苦先生传〉辗转收錄于明朝喻政的《茶集》中，是书编刊于万曆四十年（1612），极可能是杨维桢文集佚文中辑錄。辑錄者喻政，字政之，为万曆二十三年（1595）进士，「清修自勵」、「谦和坦易」，颇有清誉，13在书稿完成后，特别商请名儒谢肇淛（1567-1624）写序。14谢氏「于学无所不窥」，15又精于茶事，16在他的見证，以及同期作品高元浚《茶乘》（南京大学明天启刻本）同样也有收錄的情况下17，这也排除了〈清苦先生传〉是喻政自行伪作的可能性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由三点旁证也可推定〈清苦先生传〉理应是杨维桢的作品无误：(一)杨氏有师法宋人为物写传的习惯：杨氏以拟人法为民生必需品写的传记，有〈曲生传〉、〈冰壶先生传〉、〈白咸传〉、〈璞隐者传〉、〈竹夫人传〉，18其中〈竹夫人传〉仿宋朝张耒（1054-1114）以同题名作品重作，19〈冰壶先生传〉也是继宋人連文凤（1240-？）之后而作。20以〈冰壶先生传〉

11 朱存理（明），《樓居杂着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〈书杨铁崖遗文二〉，页17-18。

12 赵宏恩等（清），《江南通志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65，〈人物志〉，页47。

13 鄂尔泰等（清），《贵州通志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28，〈铜仁府〉，页26。

14 详谢肇淛（明），〈茶书序〉，《茶书》，收入《中国茶书全集》，页81。

15 郝玉麟等（清），《福建通志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43，〈谢肇淛〉，页94。

16 按：谢肇淛論茶谈水，亦当为精于茶事之人。參見陸廷灿（清）《续茶经》，卷上之1，页14、卷下之1，页15；王士祯（清），《古夫于亭杂錄》（收入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），卷3，〈山东泉水〉，页70 –71。

17 按：高元浚（明），《茶乘》亦收錄本传，据朱自振、郑培凯主编《中国歷代茶书汇编校注本》上册（香港：商务印书馆，2007）考证，《茶乘》出版时间有万国鼎推测崇祯三年（1630）左右及南京大学明天启三年（1623）二說；又据《徐氏家藏书目》、《千顷堂书目》亦收錄《茶乘》，其中《徐氏家藏书目》编刊于万曆三十年（1602），则该书编刊时间应早于此，若然，又与高元浚自序「癸亥菊月」反推之后时间不合，即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高元浚尚未出世或出道，待考。又按：本文以《茶乘》编刊于天启三年立論，故行文在《茶书》之后。

18 參見杨维桢（元），《东维子文集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28。

19 參見张耒（宋），《张右史集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50，〈竹夫人传〉。又按：「竹夫人」即「竹几」，详祝穆（宋），《古今事文類聚续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21，〈更名青奴〉，页23。

20 連文凤（宋），《百正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下，〈冰壶先生传〉，页10-12。

 

为例，他自注始末說：「宋苏易简（958-997）欲将冰壶先生传而不果，宻溪清上人请余补之，且屢奉蔓菁供，遂为援毫。」21苏易简故事見《玉壶野史》，22如此豈不反映杨维桢为物写传颇有时誉，因而識者建请他补缀该传。

    (二)本传反映元朝的茶事主流－点茶法：本传引诗：「松风乍响匙翻雪，梅影初斜月半窓」，其中「梅影初斜月半窓」语法与杨维桢另一作品〈鬻茶梦〉相近，如「二更，月微明，及纸帐，梅影亦及半囱（窗）」，23几为引诗语法的翻版，极可能是同时的作品。24传文所指「匙翻雪」，为点茶法中的茶匙与茶乳的反应，系宋元之际的茶法，不同于明朝主流的泡茶法，不似明人托名伪作的作品。

    (三)本传符合杨氏物传写作的风格：杨维桢为物立传，习惯以史评作结，如〈曲生传〉、〈白咸传〉作「太史公曰」（四库本作「太史氏曰」），〈冰壶先生传〉作「史臣曰」、〈竹夫人传〉作「史氏曰」，也符合本传「太史公曰」的风格。25观察杨维桢所写的物传，不脱以拟人手法，假藉歷史人物，纵横古今，寄托以微言大义，而茗饮活动，发展到元明之际，已相当成熟，如他以茶为寄托对象，写就〈清苦先生传〉一文，也应是相当合理的发展，而本传行文结构也迹近维桢的相关作品。

    综合上述的分析，无論是版本的确切性，或是写作的习惯、用语、结构，实有理由可以确信本传是杨维桢所作；再就消极的意义而論，苏轼〈葉嘉传〉犹有人怀疑是苏轼同乡陈元规所作，26而目前为止，仍然无人对杨维桢作〈清苦先生传〉有所质疑。

21 杨维桢（元），《东维子文集》，卷28，〈冰壶先生传〉。

22 文瑩撰（宋），郑世刚，杨立扬点校，《玉壶清话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），卷5，页53。按：太宗问苏易简何物最美，苏答以虀汁为美，屢欲作「冰壶先生」未果，此后成为典故。

23 杨维桢（元），《东维子文集》，卷30，〈鬻茶梦〉。

24 按：本文或作〈煮茶梦记〉，详陸灿廷（清），《续茶经》．卷下之3，页35、玄烨（清），《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9，页15-16。

25 參見二版本之卷28。

26 永瑢等（清）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（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3），卷154，〈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〉，页3233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三、〈清苦先生传〉的茶文化解析

    杨维桢作茶传的时间、动机已无法细究，不过却不可视它为单纯的游戏文章，而是要把它当作是杨氏在当时的茶学知識水平上，反映茶文化观念，以及个人的人生理念的重要作品。杨维桢仿照苏轼〈葉嘉传〉的笔法，结合谐音、双关、虚实结合等写作技巧，描绘茶文化发展的歷程，以及反映当时的品茗风气；透过史料的解讀，实可以七点解析如下：

    （一）关于茶葉的命名、采制

    先生名，字荈之，姓賈氏，别号茗仙。（以下以楷书体径引文分述）

    按陸羽（733-804）《茶经．一之源》「茶」字释义：「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从草木并」，并自注云：「从木当作」；27又茶的命名、讀音地域有别，辞、音復有不同，如杨雄（B.C.53–A.D.18）指蜀西南人谓茶为「蔎」，郭弘农则說「早取为茶，晚取曰茗，或一曰荈耳。」28因此传文指「字荈之」，「别号茗仙」，均为茶的異名别称。另传文又指「姓賈氏」，则有兩层意义：（一）既是拟人法之传记，当然必须取姓氏源流，以符茶传题旨；（二）「賈」是「槚」借字，「槚」释「苦荼」，亦为茶的别名，实为先后呼应的笔法。

    先生幼而颕異，于諸眷族中最其风致。

    自唐以降，歷宋元以來，茶葉的采择特别重视幼嫩的芽葉，如陸羽《茶经．三之造》：「茶之芽者，发于藂薄之上，有三枝、四枝、五枝者，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。」29选其中枝即摘取一心二葉之意，为取其幼嫩者。又北宋熊蕃《宣和北苑贡茶錄》說：「凡茶牙數品，最上曰小芽，如雀舌鹰爪，以其劲直纎锐，故号芽茶。次曰拣芽，乃一芽带一葉者，号一鎗一旗。次曰中芽，乃一芽带兩葉，号一鎗兩旗。其带三葉、四葉者渐老矣。」30亦是以幼嫩为佳，故称「幼而颖異」。相较于其它成熟葉（即「诸眷族」），制作成品则多呈苦涩的口感，因而「于诸眷族中最其风致」，颇符合当今茶葉的制作观念。

27 陸羽（唐），《茶经．一之源》，收入《中国茶书全集》，页90。

28 陸羽（唐），《茶经．一之源》，收入《中国茶书全集》，页90。

29 陸羽（唐），《茶经．三之造》，收入《中国茶书全集》，页91。

30 熊蕃（宋），《宣和北苑贡茶錄》，收入《中国茶书全集》，页113。

    （二）关于饮茶的歷史

    其先阳羡人也。世系绵远，散处中州者不一。

    唐代宗大曆年间，御史大夫李栖筠（719-776）守常州时，山僧进阳羡茶，陸羽认为「芬香甘辣，冠于他境，可荐于上」，栖筠从之，始进万兩。31自此阳羡茶即以入贡著名，颇为时人称颂，尤其在唐代诗人盧仝（?-835）「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」32的揄扬之下，成为茶中绝品的代表。因此本传以清苦先生系出名门，指「其先阳羡人也」。「中州」即「中国」的意思，作者体认到以陸羽《茶经》所载，名茶即遍布天下，33非产于一地，故指「世系绵远，散处中州者不一」。

    卜居隐于姑苏之虎丘，与陸羽、盧仝相友善，号「勾吴三隽」。每二人游，必挟先生随之。以故情谧日殷，众咸目之为死生交。

    虎丘即指虎丘山，为吴中胜境，自古知名，文人雅士不绝于途。34作者晚年栖居于松江一带，与虎丘接触较为频繁，曾偕友人往返其间。35虎丘山产茶始于何时已不可考，然而饮茶的盛行与僧侣过午不食、禅定不寐有极大的关聯，加上其地有剑池、陸羽石井、虎跑泉三大名泉，是唐宋以來的烹茶晏坐的胜地，36约略可推知唐时虎丘山寺的僧人已有植茶。故而有宋朝僧人如壁淘石井，太守沈揆筑茶寮的记载，37以及元朝士人贡奎（1269-1329）登虎丘山煮茗试泉的雅事。38虎丘所在的苏州，是唐代著名的茶区，惟陸羽评价不高，宋朝时虽有常贡，至元朝时已然罢废。39不过虎丘茶质量精绝，40隐身于视为常茶的苏州茶区，因此作者指它「卜居隐于姑苏之虎丘」，

31 赵明诚（宋），《金石錄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29，〈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〉。按：李栖筠约于唐代宗大曆三年（766）上贡阳羡茶。

32 盧仝（唐），《玉川子诗集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2，〈走笔谢孟谏议新茶〉。

33 陸羽（唐），《茶经》，收入《中国茶书全集》，页102。

34 按：虎丘山自古即为名胜之地，文人雅士游后留下诗文甚多，可參見玄烨（清），《御定渊鉴類函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卷29 收錄之文章。

35 详郑元佑（元），《侨吴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，〈与张天雨杨廉夫陈子平诸公游虎丘次东坡韵〉，页9-10。按：杨廉夫即杨维桢。

36 吴智和，《明代僧家、文人对茶推广之贡献》（台北：大立出版社，1980），页6。

37 范成大（宋），《吴郡志》，收錄于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0，卷29，〈石井〉，页912。

38 參見贡奎（元），《云林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，〈登虎丘山〉，页24，有云：「煮茗试泉冽，焚香延宿篝，踈雨催晚归，溪波散浮沤」。

39 按：王鏊（明），《姑苏志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5，〈茶课〉，页12，有云：「宋南渡以前苏州买茶定额六千五百斤，元则无额，国朝茶课验科征纳，计钱三百一十九万三千有奇（原注：惟吴、长二县有)。」

 

于此也可以窥知作者对于虎丘茶的的偏好。陸羽爱茶，着《茶经》一书，助长了品饮的风气，盧仝名为「茶中亚圣」、「茶痴」，所作〈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〉即后人称为「七碗茶歌」，对饮茶的功能与个人感受有十分传神的描写，后人传唱不已，因此作者串聯称「三隽」。而所谓「勾吴」者，「勾」为发语辞，据范成大（1126-1193）考证指出：太伯之奔，荆蛮义而从者千余家，号曰「勾吴」。《史记》注曰：「勾吴，大吴也。」《史记正义》引宋忠《世本》注云：「勾吴，太伯始所居地名也。」许慎注《淮南子》云：「勾吴，吴人语不正，言吴而加以勾。」颜师古曰：「勾，夷俗之发声也，亦犹越谓之于越也。」《史记正义》又云：「去梅里东南六十里，十九世寿梦居之，始号勾吴。」与《史记》太伯时已号勾吴不同，疑《正义》误。41显然「勾吴」即「吴」之意，陸、盧二人与「清苦居士」俱结缘于「勾吴」，故作者命曰「勾吴三隽」。茶因陸、盧而得名，陸、盧因茶而得道，所以說：「每二人游，必挟先生随之。」又凡颂茶者，必绍述陸羽、盧仝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故称「情谧日殷，众咸目之为死生交」。

    （三）关于茶事的生活

    然先生之为人芬馥而爽朗，磊落而疎豁，不媚于世，不阿于俗。凡有请求，则必摄缄縢，固扄鐍，假人提携而往。四方之士，多亲炙之。虽穷廬蔀屋，足迹未尝少绝。

    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，指茶「芬馥而爽朗」，实指茶葉芳香宜人的本质，「磊落而疎豁」则为谐音暗喻，如「磊」喻「壘」是「块壘」之意，「豁」指「胸怀」，隐指茶有涤烦解忧，抒畅胸怀的功效，如唐朝诗人施肩吾即誉茶为「涤烦子」。42「不媚于世，不阿于俗」指茶一般产于山中，人烟罕至之地；再者，借言「凡有请求，则必摄缄縢，固扃鐍，假人提携而往」，指茶透过各式的包装，如囊袋、茶箱，进行买卖或馈赠而流通，也由于珍稀可贵，故而「四方之士，多亲炙之」。

40 陸廷灿（清），《续茶经》，卷上之1，页14，引屠长卿云﹕「虎邱茶最号精绝，为天下冠，惜不多产，皆为豪户所据，寂寞山家无由获购矣。」

41 范成大（宋），《吴郡志》，卷48，〈考证〉，页1005。

42 葉廷珪（宋），《海録碎事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6，页38-39。

 

「亲炙」本义是「亲承教诲」，但本处取「亲自炙茶」，是煎点茶汤前的「烤茶」动作，《茶经．五之煮》指煮茶前必先烤茶如「虾蟆背」，即古人饮茶诗中「炙背」的意思。43由于官方贡茶以团茶为主，而民间所饮多为草茶，炙茶的情形较为少見，假借为亲自煎点之意。尤其爱茶之士多亲自煎茶，由烤茶、磨茶、煎茶一手自为，如苏轼便喜爱亲自煮茶、点茶，便留下「磨成不敢付僮仆，自看汤雪生玑珠」、44「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」45等语，欧阳修（1007-1072）也沈吟于点茶的樂趣中，写下「停匙侧盏试水路，拭目向空看乳花」的诗句，46这些都是亲自点茶的文人雅趣。

    唐朝之后，饮茶风行天下，至兩宋，已是无異米盐，每家每日不可缺者。47其后饮茶进而发展成为生活禮仪之一部分，如民间盛行「客至则设茶，欲去则设汤」，「上自官府，下至里閭，莫之或废」，48虽穷困之家亦备茶汤材料；而婚禮则行「茶仪」，有「下茶」的步骤，取茶有不移之性，49指「凡种茶树必下子，移植则不復生，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禮」，50隐喻「一女不嫁二夫」。因此，茶为生活日用之物，已风行士庶，不因阶级、身份而有所不同，故称「虽穷廬蔀屋，足迹未尝少绝」。51

43 例如黄庭坚（宋），《山谷外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3，〈雪中連日行役戏书简同僚〉云：「简书催出似驱鸡，闻道饥寒满屋啼，炙背宵眠榾柮火，嚼冰晨饭萨波虀。风如利剑穿狐腋，雪似流沙饮马蹄，官小责轻聊自慰，犹胜擐甲去征西」，「炙背」即指烤茶。

44 苏轼（宋），《东坡全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26，〈魯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〉，页15。

45 苏轼（宋），《集注分類东坡先生诗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11，〈试院煎茶〉。

46 欧阳修（宋），《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7，〈尝新茶呈圣俞〉。

47 王安石（宋），《臨川先生文集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70，〈议茶法〉，云：「夫茶之为民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以无。」；徐自牧（宋），《梦粱錄》（台北：大立出版社，1980），卷16，〈鮝铺〉，页270-271，云：「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，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。」

48 不着撰人（宋），《南窓记谈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页15，「客至则设茶」条。

49 沈冬梅，《宋代茶文化》（台北：学海出版社，1999），页211-213。

50 陈耀文（明），《天中记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44，〈种茶〉，页85。

51 按：「穷廬蔀屋」指贫苦人家所居住的房子。

元末杨维桢《清苦先生传》的茶文化意蕴（中）

(2013-04-13 11:23:1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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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元末杨维桢《清苦先生传》的茶文化意蕴（中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粘振和

 

    （四）关于品茶情境、饮茶法

    偶乘月大江泛舟，取金山中泠之水而瀹之，因品为第一泉，遂遨游不辍。尤喜僧室道院，贪爱其花竹繁茂，水石清奇，徜徉容与，逌然不忍去。构小轩一所，匾曰：「松风深处」，中设鼎彝，翫好之物，垆烧榾柮，煨芋栗而啜之。因赋诗有「松风乍响匙翻雪，梅影初横月到窓」之句。

    杨维桢在苏轼〈葉嘉传〉的基础上，创造了品茶的情境空间：一是外境：取茶境于自然。他特别指出于明月之下，江舟之上，取金山中泠水瀹茶，实是赏心樂事。其中「中泠水」自唐朝之后，屢被推崇为「天下第一水」，代有茶人前往烹茶试泉，因此有「遂遨游不辍」之语，实指茶人饮茶重视名泉与名茶的搭配。二是内境：借茶境于僧家道院。饮茶之风行与僧侣集团、修行之士的提倡有极大的关系，因此杨氏设境于僧室、道院，如元稹（779-831）〈宝塔诗〉颂茶是「爱僧家」，52除反映茶因佛教而大盛，也反映他个人的交游情形，53其中「花竹繁茂，水石清奇」以下等语，则为设境的延伸，以便将语意邏辑完整化。三是造境：构雅筑为茶寮。元朝之时，文人团体有于自宅构筑「雅筑」的习惯，为平居自愉，或为宴客燕饮，以文会友的场所。其规模大者如陶中「榆溪草堂」、顾瑛（1310-1369）「玉山佳处」，54至于张雨「雪斋」，55李寧之「煮茶亭」，56以及谢应芳所僦「山居」57等等，则都是具体以茶事为目的之茶寮。此類雅筑陈设不一，大抵以琴、棋、书、画、彝器、古玩、茶灶等为主，故而以「中设鼎彝，翫好之物」综論之。至于「垆烧榾柮」、「煨芋栗而啜」，则指文人饮茶，不讲求豪奢的田野清趣。58

52 计有功（宋），《唐诗纪事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39，〈元微之赋茶诗〉，页10。

53 张廷玉（清），《明史》，卷285，〈杨维桢传〉，页7309，云：「维桢诗名擅一时，号铁崖体，与永嘉李孝光、茅山张羽、锡山倪瓒、昆山顾瑛为诗文友，碧桃叟释臻、知归叟释现、清容叟释信为方外友。」

54 详見杨维桢（元），《东维子文集》卷15〈榆溪草堂记〉、卷18〈玉山佳处记〉。按：顾瑛「玉山佳处」又名「玉山草堂」是综合性的园林，小轩不止一处。

55 张雨（元）：《句曲外史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上，〈雪斋〉：「骑驴吟雪诗，煮茶煎雪水，何如埽一室，置身虚白里，君家有故事，高卧殊未已」。

56 张雨（元）：《句曲外史集》，卷中，〈李寧之煮茶亭〉。

57 參見谢应芳（元），《龜巢稿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4，〈四月二日林自瑶城归写迁屋诗四首因以述懐并纪时事〉之三：「僦得山居凿井新，客來不厌煑茶频，屋头蓦地颠风起，狼藉桃花满树春」。

58 按：「榾柮」指树木找后的树根部，古人常引为清苦人家的薪材，如梅尧臣（宋），《宛陵先生集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23，〈续永叔归田樂秋冬二首〉：「北风如刀割寒骨，榖已成囷不仓猝。任从密雪落交加，旋采干薪烧榾柮。」。又「芋粟」亦指贫苦人家的寻常食物，參見（元）陶宗仪，《南邨诗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3，〈次韵答杨亷夫先生〉：「移家正在小斜川，新买黄牛学种田，奏赋不骑沙苑马，懐归常梦浙江船。牎浮爽气青山近，书染凉阴緑树圆，樂岁未教瓶有粟，全资芋栗应宾筵。」

 

    杨维桢的饮茶法隐于小轩「松风深处」的匾名，「松风」即「煮水三辨」之声辨，依苏轼经验是「蟹眼已过鱼眼生，飕飕欲作松风鸣」，59而《茶经．五之煮》指「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，缘边如涌泉連珠为二沸，腾波鼓浪为三沸」，所以「松风初鸣」在一沸之后，「松风飕飕」当在「涌泉連珠」二沸之际，60也是开始点茶汤的阶段，取「松风深处」暗指茶事活动。它反映元代末年，民间仍盛行点茶法，以茶瓶煮水，无法目视水的沸腾狀态，因此以「声辨」，在「松风乍响」时，约二沸取水点茶，故有「松风乍响匙翻雪」之语。

    或琴奕之间，樽爼之上，先生无不价焉。「梅影初横月到窓」指时间，「琴奕」、「樽爼」则为活动，都是泛指不同时间、场合的茶境氛围。茶备受推崇珍视，全在益思、醒脑的功效，因而文人雅士于调琴弈棋当中，宴会酬酢之际，以茶作为重要的媒介与调剂。

    （五）关于饮茶功效

    又性惡旨酒，每对醉客必攘袂而剖析之，客醉亦因之而少解。少嗜诗书百家之学，诵至夜分，终不告勌。

    「性惡旨酒」，指茶有醒脑解酒的功能，「攘袂而剖析之」，则暗喻解酒功效迅速，故而「客醉亦因之而少解」。又古人常称茶有涤昏雪滞的功效，藉茶清思写作，所以元稹指茶是「慕诗客」，61盧仝指茶之提神醒脑可「讀书五千卷」而不倦。62因此「少嗜诗书百家之学」指古人夜讀诗书，常藉饮茶之功效，终不告倦，其后乃有胡峤「破睡当封不夜候」的诗句。63所至高其风味，樂其真率而无诋评之者，而世之枯吻者仰之如甘露，昏暝者饫之若醍醐。

59 苏轼（宋），《集注分類东坡先生诗》，卷11，〈试院煎茶〉。

60 按：宋人李南金认为点茶当「背二涉三」之际，乃为声辨之诗：「砌虫唧唧万蝉催，忽有千車捆载來，听得松风并涧水，急呼缥色綠瓷杯」，其友人羅大经认为汤过老，乃作诗：「松风桧雨到來初，急引铜瓶離竹爐，待得声闻俱寂后，一瓯春雪胜醍醐」，则指待其稍退，约在二沸之际。详見羅大经（宋），《鹤林玉露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 年），卷3，〈茶瓶汤候〉， 页279-280。

61 计有功（宋），《唐诗纪事》，卷39，〈元微之赋茶诗〉，页10。

62 盧仝（唐），《玉川子诗集》，卷2，〈走笔谢孟谏议新茶〉。

63 陶谷（宋），《清異錄》，卷下，〈不夜候〉，页58。

 

作者赞颂之余，直书「所至高其风味，樂其真率而无诋评之者」，虽然有言过其实之处，然而诋毁者毕竟少數。64陸羽指「若热渇凝闷，脑疼目涩，四支烦，百节不舒，聊四五啜，与甘露、醍醐抗衡也。」65杨维桢认为茶性芳甘，使人玩味再三，「枯吻者」（口渴的人）、「昏暝者」（精神不振的人）视茶如「甘露」、「醍醐」，也与古人经验契合。如南朝宋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，赞道人茶为「甘露」，66宋朝白玉蟾（1194-?）赞茶「味如甘露胜醍醐，服之顿觉沉疴苏」，67诗人陈造（1133-1203）则是「玩吮色香味，醍醐馥牙颊」，68羅大经（1196-1242）更留下「一瓯春雪胜醍醐」的名句。69

    或誉之以嘉名，而先生亦不以为华；或咈之非义，而先生亦不与之较。其清苦狷介之操類如此，或者比倫之，以为伯夷之亚。

    因为是隐喻笔法，虚虚实实，所以茶在歷史上虽有正反的评价，无损于茶广受喜爱的事实，引伸为茶德的表现，故「不与之较」。「清苦狷介」，「清苦」指茶葉本质，「狷介」指清高坚毅，不阿于世，隐于僻远深山，既符合茶的特性，又能引伸君子的德操，一如伯夷之流，自弃于西山，避世隐遁。

    （六）关于茶文献

    其标格具于黄太史魯直之赋，其颠末详諸蔡司谏君谟之谱，兹故弗及赘也。

    本传所引茶文献作者皆是宋朝名家，反映元代的饮茶法仍然沿袭宋朝。「黄太史魯直」即是黄庭坚（1045-1105），元佑年间（1086-1094）曾协助编修国史，故而后人以「黄太史」称之。70黄庭坚精于点茶，撰〈煎茶赋〉一文，对于各地茶品的评鉴及饮茶保健方法有深刻独到的介绍。71「标格」指气度､风范，茶法适当方能发挥茶性，因此拟人物风范以「标格」一词。

64 如劉肃（唐），《唐新语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1，页6，记载唐右补阙毋焸性不饮茶，认为「释滞销壅，一日之利暂佳，瘠气侵精，终身之累斯大获，益则归功茶力，贻患则不为茶灾，豈非福近易知，祸逺难見。」可谓反茶最力者。

65 陸羽（唐），《茶经．一之煮》，收入《中国茶书全集》，页90。

66 陸羽（唐），《茶经．七之事》，收入《中国茶书全集》，页100。

67 陈焯（清），《宋元诗会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57，页27。

68 陈造（宋），《江湖长翁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6，〈旅馆三适〉，页1。

69 羅大经（宋），《鹤林玉露》，卷3，页3。按：春雪即是指茶。

70 脱脱（元），《宋史》（台北：鼎文书局，1979），卷444，〈黄庭坚〉，页13109-13111。

71 參見拙作〈黄庭坚〈煎茶赋〉的版本问题及其反映的茶文化现象〉，第六届中华茶文化研讨会会议論文集（2009.05.22。高雄：国立高雄餐旅学院），页83-105。

 

 「蔡司谏君谟」即指蔡襄（1012-1067）。蔡襄字君谟，曾知谏院，故又称「蔡司议」，72曾进《茶錄》二篇，讲点茶之法，为宋朝点茶名家。《茶錄》一书以行书小楷写就，结构精严，笔法遒劲，颇有二王楷法，后代茶人、书家或称《茶谱》。73《茶錄》上篇茶論，记述茶葉的选择、色香味的判定及藏炙辗试的方法，下篇茶器，则记载藏茶及炙辗点试的相关器具，茶事始末殆完成于斯书，故而以「颠末」名之。盖蔡、黄二家作品既已含盖点茶法的精神与原则，其它即无足道哉，因此「兹故弗及赘也」。

   

   （七）关于贡茶

    太史公曰：賈氏有二出，其一，晋文公舅子犯之子狐射姑食釆于賈，后世因以为姓。至汉文时，洛阳少年谊挟经济之才，上治安之策。帝以其深达国体，欲位之以卿相，浲灌之徒捣之，遂疎出之，为梁王太傅，弗伸厥志。虽其子孙蕃衍，终亦不振。

    史评仿《史记》用「太史公曰」，又因为是借小說家笔法，所以虚虚实实，特意将「槚」假借为「賈」，溯源至狐射姑，作为传主源流。实际上「賈」姓不始于狐射姑，74而是取狐射姑是名贤之后，进而以西汉名臣賈谊（B.C. 200 – B.C.168）立論。賈谊，洛阳人，是著名的文学家兼政論家。文帝召为博士，超迁至太中大夫，所論列多見施行，因遭绛、灌之徒谮毁，出为长沙王太傅，又迁为梁怀王太傅；后怀王堕马死，賈谊自伤为傅无狀，年余亦卒。75「治安策」为賈谊名作，隐含茶有济世之功，谮臣绛、灌即绛侯周勃（?- B.C. 169），颍阴侯灌婴（?-B.C. 176），皆是借词隐喻，如「绛」特意以谐音字「洚」取代，意为大水无边无际，「灌」意灌饮，「洚灌之徒」借代为豪饮无节制之人，「捣之」则表象为捣亂、阻挠，而实际上是捣茶的动作。全文意指茶葉本來有涤烦解腻的功效，点饮无法，即难发其内蕴，虽然产量丰盛，也难有经世致用之时，

72 脱脱（元），《宋史》，卷320，〈蔡襄〉，页10397-10401。

73 參見王世贞（明），《弇州四部稿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36，〈宋蔡忠惠万安桥记〉，页4；玄烨（清），《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244，〈王樨登．题唐伯虎烹茶图为喻正之太守．其二〉，页31；朱存理（明），《樓居杂着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〈野航文稿．跋欣赏编戊集〉，页9；郑纪（明），《东园文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1，〈题蔡忠惠公茶谱〉，页3。

74 邓名世（宋），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26，页9。按：西周时，周康王封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为賈伯，故子孙称为賈氏。

75 班固（汉），《汉书》（台北：鼎文书局，1986），卷48，〈賈谊传〉，页2221。

 

因此「终亦不振」。

    有僭拟龍凤团为号者，又其疎逖之属，各以骄贵夸侈，日思竞旗鎗。宗人咸相戒曰：「彼稔惡不悛，惧就烹于鼎镬，盍逃之？」或隐于蒙山，或遁于建溪，居无何而祸作，后竟泯泯无闻。

    本段在讽刺贡茶专为满足君主个人口腹之欲，偏離得君泽民的利用本质，故指为「疎逖之属」，以「僭」定位。因隐喻手法虚虚实实，乃藉宋朝「龍凤团」立論，显見作者以贡茶专供一人之私，不恤小民生计颇有微词。所谓「龍凤团」即指「龍凤茶」、「龍团凤饼」。76宋朝太平兴国年间特制龍凤模，遗使造龍凤茶，始有其名。宋代贡茶有三品：小芽、中芽、紫芽，皆取细嫩的芽葉，俗称「旗鎗」，供上御以小芽为主。庆曆中，蔡襄又创小龍团，此后新品一出，旧品即左降，及至宣和间漕臣郑可简创「银线水芽」法，将芽茶再行精拣，只剔取毫心一縷，「用珍器，贮清泉渍之」，新品名「龍团胜雪」。77制茶工序浩繁，是以言「骄贵夸侈」、「日思竞旗鎗」，已是穷奢极欲。故而藉隐喻虚实笔法，取宗族「惧就烹于鼎镬」，引出另二项有名的贡茶：蒙山茶与建溪茶。

    蒙山位于四川雅州，西汉普惠大师植茶于此，故称「蒙山茶」，又称「蒙顶茶」。78蒙山茶虽地处中国西南，自唐朝列为贡茶后，79知名于世，如白居易（772-846）〈琴茶〉：「琴里知闻唯綠水，茶中故旧是蒙山」。80因为地僻途远，人所罕至，故以「隐」名之。蒙顶茶「葉厚而圆，色紫赤，味略苦」，「旧志称顶茶受阳气全，故芬香独烈」。81其中露芽尤受嘱目，宋文彦博（1006-1097）〈蒙顶茶〉诗：「旧谱最称蒙顶味，露芽云液胜醍醐」即为明证。82建溪位于福建，唐隸建州，州治以建溪为名，83即后人所指建安地区。境内有武夷山，以产武夷茶闻名，唐末被发掘列为贡

76 详沈冬梅，《宋代茶文化》，页127。

77 熊蕃（宋），《宣和北苑贡茶錄》，收入《中国茶书全集》，页113。

78 （明）曹学佺，《蜀山广记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

85，页8-9。按：其茶以蒙山最高处为最优，故又称「蒙顶茶」。

79 欧阳修（宋），《新唐书》（台北：鼎文书局，1979），卷42，〈剑南道．雅州〉，页1083。

80 白居易（唐），《白氏长庆集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55，〈琴书〉。

81 曹学佺（明），《蜀山广记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4，〈名山县〉，页7。

82 文彦博（宋），《潞公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40，〈蒙顶茶〉，页12。

83 劉昫（宋），《旧唐书》（台北：鼎文书局，1979），卷40，〈建州〉，页1600。

 

茶，宋代「龍团鳯饼」即为产品之一。元代短暂中断，故以「遁」修饰，至元十九年（1282）始令县官岁贡茶二十斤，大德五年（1139）遣官就近至武夷督造贡茶，次年设御茶园，84专以上供，终因盛名难逃贡茶之列，故以「祸作」称之，以「后竟泯泯无闻」名之，实为意在言外，讽以大道的虚实笔法。

    惟先生以清风苦节高之故，没齿而无怨言，其亦庶几乎笃志君子矣。

    由「没齿而无怨言」知作者藉隐喻笔法反映对政治的态度，藉由賈谊怀才不遇暗示希求得君泽民者，在政治的尔虞我诈的斗争中，难以遂志，而汲汲营营于富贵者的「龍凤团」与盛名之累的隐遁者，也无法全身而退，指出不为外物所役，笃守于茶的「清苦」本质，方是見道。

元末杨维桢《清苦先生传》的茶文化意蕴（下）

(2013-04-19 11:13:0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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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 元末杨维桢《清苦先生传》的茶文化意蕴（下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粘振和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四、《清苦先生传》的茶文化价值

    每一件传世的作品都会反映时代性与作者意图的独特性，杨维桢〈清苦先生传〉虽然是他少數言及茶文化观点的作品，但他字斟句酌，使它成为独特的茶传精品。我们透过〈清苦先生传〉的解构，可以确认杨维桢是继承苏轼〈葉嘉传〉的传统，试图开创新的理路，以争奇斗胜，并反映二点茶文化价值：

    （一）承续苏轼〈葉嘉传〉的笔法，创新茶传的题材与意境苏轼〈葉嘉传〉结合谐音、双关、虚实结合等写作技巧，以转化的笔法，对茶史、茶的采摘和制造、茶的质量、茶的功效、茶法，特别是对宋代龍团凤饼的歷史和采摘、制造，以及点茶方法有具体、生动、形象的描写。全文不着「茶」字，却以「茶」为核心，作茶文化概念的延伸。

    杨维桢除了承续苏轼〈葉嘉传〉写作的笔法外，另在〈葉嘉传〉的写作基础上另辟蹊径，不刻意作传奇，重新塑造一位生命曲折的小說型人物，而是笔调畅快地，不枝不繁，简其所繁，详其所略，创新茶传的题材，以「隐笔」指出茶及其相关文化的特质。

84 陸灿廷（清），《续茶经》，〈附録〉，页29，「武夷山志」条。

 

   就题材创新而言，他以交游的茶人、追求的茶泉、设定的茶境、吟诵的茶赋、典范的茶书、讽喻的贡茶等议题，巧妙反映茶人的生活型态与社会关怀。他影射时代的品茗风气，表达个人的生活经验，寄托情志于隐逸形象的「清苦先生」，以追求物外之趣，与苏轼〈葉嘉传〉入世的精神大異其趣，进而启发明代徐爌〈茶居士传〉继之而作。以此三篇面世的茶传而論，我们发现转化的笔法明显一脉相承，但是时代环境的不同，个人际遇的差異，写作的取材明显不同，苏轼赞颂武夷茶，杨维桢影射虎丘茶，徐爌则是揄扬六安茶。另由其内容主角观察，苏轼〈葉嘉传〉角色鲜明，以茶事君，小說特质明显，杨维桢〈清苦先生传〉则是幽人逸士，雅似小传，徐爌〈茶居士传〉虽有小說笔法，參杂神话，则回归茶的本质，对茶的形质有较多的描述，如「茶氏列木品」，「其材二尺许」、其性「苦」，标明茶以「雨前」最佳。85所以，茶传已成为異代知識分子逞才斗智的场域。就设定的人物形象而言，自陸羽《茶经》的风爐设计，主张于一爐足镌「盛唐灭胡明年铸」，86反映了爱国的思想，苏轼因袭此种观念，故而〈葉嘉传〉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格，以茶的内涵象征良药苦口，以期对君主有所贡献，这种事功精神的强调，表明了苏轼致君泽民的入世精神。苏轼透过拟人化的手法，将茶以「葉嘉」命名，潜藏知識份子「学而优则仕」的情怀，其核心观念是「以茶事君」，茶的角世是「臣」，反映的茶人观念是「正色苦谏，竭力许国，不为身计」，全盘重点在茶的经世致用，87反映苏轼淑世济民的抱负。

    杨维桢〈清苦先生传〉并未否定茶有经世致用的功能，他藉由史评中賈谊与龍凤团的角色，强调此项功能，但在君主的师心自用，与臣下的竞逐阿谀下，产生了贡茶穷奢极欲的弊端，也影射亂世士大夫身不由己的命运。因此，他由国家走向个人，走出苏轼〈葉嘉传〉福国利民的朝臣角色扮演，他的〈清苦先生传〉具有高度社会现实性，除了表达士庶的饮茶生活的一个面向，更表现隐逸之士追求品茶情趣的形象，在〈葉嘉传〉是死而后已的儒家殉道精神，在〈清苦先生传〉是强调个性的道家出世精神，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所在。

85 徐爌（明），〈茶居士传〉，《茶集》，收入《中国茶经全集》，页206-209。

86 陸羽（唐），《茶经．四之器》，收入《中国茶经全集》，页92。

87 丁以寿：〈苏轼〈叶嘉传〉中的茶文化解析〉，《茶业通报》，2003 年第2、5 期，页140。

 

    （二）反映时代的困境，潜藏茶人于亂世中的抉择杨维桢独特的政治生涯，致使他才负不得发挥，绝望于仕途，转而特立独行，时作惊世之举，以骇人耳目，惟恐人不己知，抒之于诗，发之于文，都包羅「隐语」在内。此隐语或指怀才不遇，或指曲高和寡，〈清苦先生传〉即是他潜藏「隐语」，表达个人情性的作品之一。

    所以，在杨维桢〈清苦先生传〉可明显发现反映三个人物形象：賈谊、伯夷、清苦先生。此三种形象影射元朝中葉杨维桢认同蒙元统治到才负无法发挥，于亂世中采取疏離，改为追求个人的适性发展的立场。

    基本上，宋亡之初，汉族士大夫秉于夷夏之防和正统意識，不愿仕元，试图借此否定蒙元统治的合法性。然而在强大的政治权力之前，空洞的反抗意識并不具备任何意义，也难以撼动蒙元的国家机器。另一方面，蒙元政权并没有强调夷夏之防，反而积极透过制度化解「内夏外夷」的观念。随着元朝对江南统治的落实，汉人逐渐承认元朝的统治地位，如汉儒郝经(1223-1275)提出「行中国之道，则中国之主」的主张，88认为不惟汉族是中国的统治者，其他各族，只要能行其「道」，同样能君臨中原。迨至元末，元朝的「汉化」程度逐渐加深，民族交融趋势不断发展，汉族士大夫的「夷夏」观念更趋淡薄，他们在认同蒙古文化之时，对蒙元政权的认同意識也日渐增强。在汉族士大夫看來，「元承宋统」，是惟一合法、合理的政权。89

   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，杨维桢早年积极入仕，已属可以理解之事。杨氏一生的政治活动主要在元代中后期，他勤于理事，政绩斐然。如任职为天台县尹，即整饬吏治，铲除奸吏；为盐场司令，力求上司减免盐赋；调官四务提举，虽素号难治，仍不辞勞苦，日夜爬梳不暇；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，则悉心狱事，钩摘隐伏。正由于他为官廉直，与时龃龉，故而众惡其直，且目为狂生，仕途不能通达，又不屑汲汲于富贵，他有着有志难伸的浩叹。90因此，他在〈清苦先生传〉中，

88 郝经（元），《陵川集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37，〈与宋国兩淮制置使书〉。

89 參見展龍：〈试論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識〉，《内蒙古社会科季(汉文版)》，第29 卷第6 期（2008 年11 月），页49-53。

90 张廷玉（清）：《明史》，卷285，〈杨维桢〉，页7308-7309。另參見张伟：〈杨维桢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考述〉，《浙江学刊》，2001 年第1 期，页130。

 

选择公忠许国，怀才不遇的賈谊影射个人的政治生涯，藉由賈谊为「绛灌之徒捣之」，「弗伸厥志」的人生挫折，投身政治带來的自我毁灭。

    不料元末农民起义，风起云涌，杨维桢选择避亂于富春山。至正十六年（1356）二月，张士诚起兵建立大周政权，招贤纳士，开弘文馆，筑景贤樓，重金招徕文人儒士，他拒不应召，献《五論》，并復书信，直言士诚身犯「六畏」，视张士诚为元朝中兴之臣，力劝张士诚能改弦易辙。至正廿一年（1361），张士诚亲自招纳，其时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赐，士诚喜杨维桢至，即饮以御酒。杨维桢作诗云：「江南岁岁烽烟起，海上年年御酒來；如此烽烟如此酒，老夫懐抱几时开。」士诚知不可。91其后，又忤达实丞相徙居松江之上，自此放浪形骇，自逐于江湖之间。未几，大明建朝，明太祖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杨维桢以前朝老文学征用，他虽赋〈老客妇谣〉一章以明志，92旋復上〈大明铙歌鼔吹曲〉十三篇以颂美明朝，93此种忠君立场上的心理矛盾，即受后人非议。94杨维桢在世局纷亂之际，既无力于挽狂澜于既倒，心理上又难附和于新兴政权，于此阶段乃选择自弃于江湖之间，尘嚣之中，不计毁誉，自比为「伯夷之亚」。95伯夷在歷史上有超脱名利、守节殉道的仁义形象，杨维桢深为赞赏，认为是亂世士大夫抉择的良好示范。他說：「军兴，仕者……髙等者无祿，则归畒尔畮，无以归，卧山蹈海为魯連子，为夷齐子尔。」96又說：「推诸行事在隐为夷齐之圣，在仕为伯夷之贤。」97基本上，伯夷在他心目中是「可以仕则仕，可以隐则隐」

91 徐干学（清）：《资治通鉴后编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180，「九月是月」条。

92 张廷玉（清）：《明史》，卷285，〈杨维桢〉，页7309。

93 杨维桢（元），《铁崖古樂府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87），卷5，〈大明铙歌鼔吹曲十三篇〉。

94 按：杨维桢（元），《东维子文集》书目提要錄干隆圣谕，有云：「夫维桢身为元臣，入明虽不仕，而应明太祖之召，且上铙歌鼓吹曲，颂美新朝，非刺故国，几于剧秦美新，其进退无据，较之钱谦益托言不忘故君者，鄙倍尤甚。」又按：大明继元一统天下，即为正统政权，与其正统論相合，杨维桢无意反对，惟秉于忠君立场，不事其君。

95 按：〈清苦先生传〉：「或誉之以嘉名，而先生亦不以为华；或咈之非义，而先生亦不与之较。其清苦狷介之操類如此，或者比倫之，以为伯夷之亚。」即在表明个人身处亂世的无奈，选择伯夷自弃于山野的角色。

96 杨维桢（元），《东维子文集》，卷9，〈送王熙易客南湖序〉。

97 杨维桢（元），《东维子文集》，卷19，〈清如许记〉。

 

的代表性人物。不过伯夷、叔齐最终饿死首阳山，死前留下「哀怨」的遗音，辞曰：

    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！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！神农、虞、夏，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98

    伯夷、叔齐感慨自身遭遇非时，又过于执着自苦，杨维桢并不认同他们的人生态度，指「孤竹之子（指伯夷、叔齐）饿终于首阳，亦未适乎中庸之道也。」99杨维桢酒酣时高唱〈紫芝曲〉，藉以表达他和伯夷不同的处世态度，有云：商山巍巍，上有紫芝，采芝可療饥，何独西山薇？西伯养老去古远，而独夫殺士，吾将畴依？100此曲之「西山薇」影射伯夷、叔齐的的故事，藉由采「商山紫芝」可療饥与采「西山薇」而饿死的对比，表明个人亂世的自处之道，即是接受现狀，享受生命于当下。因此，他投射人生观念创造出磊落壑达，清风苦节的「清苦先生」。

    杨维桢以积极从仕的賈谊，「弗伸厥志」的挫折与影射选择隐退于蒙山与建溪者，「居无何而祸作」，說明仕与隐皆不适合于当下。他在亂世中发展重视自我个性的观点，所以由〈清苦先生传〉可以考索他明显属于以「自我」为主体的茶事活动，张扬个性，表现情性，肯定个人欲望的生命主张101，此时道家思想在他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因此他喜做宫词、艳诗，好声色，以白发老翁带着一群娇姬美妾，乘着画舫，招摇过市，甘做「嬉春道人」、「锦窝老人」、「风月福人」、「逍遥叟」。102这些行为或许为人訾议，但他也都能自圆其說。我们可以在他的另一篇作品〈自然铭序〉找到答案，有云：「虽然知効一官，徳征一国者，亦有自然，故尧舜与许由虽異，其得于自然一也。」103他主张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。愿做尧舜的就去做尧舜，愿做许由的就去做许由，虽然生活方式有差異，但

98 司马迁（汉），《史记》（台北：鼎文书局，1981），卷61，〈伯夷叔齐列传〉，页2123。

99 杨维桢（元），《东维子文集》，卷22，〈竹西亭志〉。

100 杨维桢（元），《铁崖古樂府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，卷1，〈紫芝曲〉。

101 參見徐永明，〈一部胜义迭見的学术著作－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〉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，2006年第5 期（2006 年9 月），页224；吴士勇、张喆：〈试論诗人杨维桢的政治人生〉，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：哲学社会科学版》，第29 卷，2007 年第1 期，页86-87。

102 杨尔：〈杨维桢籍贯别号考〉，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：社会科学版》，第28 卷第2 期（2003），页5-8。

103 杨维桢（元），《东维子文集》，卷23，〈自然铭序〉。

 

各自遵循自己的生活意愿，各遂其志，在社会价值判断上，并无高低尊卑之分。104

    杨维桢跳脱文人在亂世之际「仕」与「隐」的二元式的抉择，「隐」有弃世的意涵，与他的观念不合，他开拓笃守个人的真性情，安身立命于当下的出处主张。他藉清苦先生以「清风苦节高之故，没齿而无怨言」，說明个人的出处毁誉，他毫不计较，一如清苦先生，「或誉之以嘉名，而先生亦不以为华，或咈之非义，而先生亦不与之较」。如此，「清苦先生」非仕非隐，笃守本志的态度，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，也是亂世中，文人的另一种抉择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五、结論

    近來「茶人」一词在学术界使用颇为频繁，有学者主张「茶人」必须有统一且具体的指标，而实际上，当我们列举「茶人」的茶事活动、品茗风格与人生态度，都会发现有明显的个别差異性，这也是学术界每每探究「茶人」议题时，众說纷纭的关键。

    所以，当我们检视杨维桢〈清苦先生传〉与苏轼〈葉嘉传〉即会发现茶人的人生观念如何呈现在作品当中，杨维桢刻意在苏轼〈葉嘉传〉之后写〈清苦先生传〉，在张耒〈竹夫人传〉后以同篇名再写，反映他有意与古人争胜的企图。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，他如何写就一篇有「新意」的作品，变成一项重要的工作。一样，全篇无「茶」一字，却处处充满茶的指涉意涵，行文意旨亦充分掌握茶文化的各种内涵，其中较大的差别是苏轼〈葉嘉传〉具有明显的故事性，以「忠臣」的角度，藉由葉特性衍义成文，表现积极入世的精神，而〈清苦居士传〉则偏重以「茶人」的角色，悠游于茶品、茶史、茶泉、茶境、茶赋、茶书、茶品等题材，言简意赅，十分扼要的表达出个人的交游情形、茶学涵养与品茗清趣。换言之，杨维桢〈清苦先生传〉在苏轼〈葉嘉传〉的基础上，拓展新的論述空间，具体呈现恬淡无争、清苦狷介的知識分子风格，也反映世下个人的人生抉择，由其明显的避世思想，可推知本篇作品应是杨维桢晚年的作品。〈清苦先生传〉中呈现的「非仕非隐」的矛盾反应，正暗藏茶人的人生际遇的密码，透过逐步过濾，

104 杨尔，〈杨维桢籍贯别号考〉，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：社会科学版》，第28 卷，2003 年第2 期，页5-8。

 

    我们认为「清苦先生传」是有所为而作，立意深刻的茶文化经典之作。杨维桢的才情，政治上的不如意，追求知己的怅恨，不免有自我设境，如他一身道士的打扮，如他刻意传唱的白雪之曲，如他墓志铭求诸于宋濓，这代表他是自我造境，自我设局，而歷史殷殷探索他的事迹，他的影响力者，也都是入局之人了。

    研究杨维桢的茶学素养有不少的限制，如杨氏虽然好茶，为茶立传，有关于「茶」的作品却不多。由其交游可知，他參与的文人聚会，茶会的型式已是常态，不过，关于他參与茗饮活动的感受性文字，竟然付诸阙如，何以致之？这也不得不令人怀疑茶之于杨氏，固然为生活之不可或缺之物，但在心靈感受的深化度，仍有商榷的空间。杨维桢好酒传诸于正史，或许杨氏是「茶酒不分家」的代表者，而〈清苦先生传〉只为其托言述志的作品之一了。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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